今天花了半天时间将我手头上这本刚刚买到的封从德在今年出版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A Tiananmen Journal)》读了一半，不得不承认他提供了许多极其珍贵的史料，着实是一本值得读的书。其实本身对这种流亡海外的的过气民运人士的回忆并不感冒，再加上此书封面亦较为简陋，本来没准备买，因为我认为书籍装帧的精美程度与内容的可读性绝对不无关系。然而在看到余英时教授为此书作序推荐，并声称“这部《日记》确是关于六四运动的最可信、同时也最详尽的一部记载”之后，我觉得此书应该值得一看。
这本书让我对于六四事件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这里禁不住想写出来为大家提供一些新思路与新观点，我相信很多人同我一样在试图了解这一事件的过程中，碍于资料有限，会有着同样的对于事件以及个中人物的曲解与误会，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这本书又不同于我之前看过的其他资料，诸如纪录片《The Tank Man》《Kate Adie Returns To Tiananmen Square》，或是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史景迁的《寻找现代中国》，他们或是从宏观的，大历史的角度去叙述，或是从上层建筑的，形而上的角度去讨论，唯独缺乏发生在事件现场的第一手资料，此书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大陆，乃至世界，卡玛（Carma Hinton）女士制作的《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是影响力最大，观看人数最多的关于六四事件的纪录片。其片长长达三个多小时，叙述也十分详尽，但其实称不上“翔实”。很多人，包括在拥有充分信息自由的香港的不少人，都将这一纪录片当做记录的这一事件的信史来对待，从港大被罢免学生会主席陈一谔的叙述中不难得出这一结论。我最初也因为没有其他更多一手资料，亦被迫将我对事件的认识仅仅以这部纪录片为蓝本。
在看过《天安门》的人中，想必有不少人看过卡玛女士的另一部知名纪录片《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这是一部讲述文革历史的片子。在这一部片子当中，不禁让人对卡玛女士的立场产生不小的怀疑。片中一方面对文革中毫无人性的运动、斗争做了揭露，另一方面却为造反派、红卫兵作辩解，找出几位红色子弟、红卫兵对自己的认识与行为以及自己遭受的委屈打圆场。这些人将自己的野蛮毫无人性的行为全部解释为自身认识的局限，因此让这部纪录片成了为左派洗刷罪恶的工具。
再来反观《天安门》这部片子，其实能发现这部片子中存在同样的特点。先是佯装中立，描述政府如何残暴荒谬，但另一方面不忘提醒观众，学生如何如何“不理性”，甚至丑化某些学生领袖到达一个极其过分的程度，以至于这位学生领袖后来起诉纪录片的导演。我看到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包括同情六四者）将某柴姓学生领袖贬低成“逃跑领袖”或是“人渣”的，这种观点甚是普遍。这些人对于柴本人的了解应该仅仅限于这部纪录片。
在我查阅了更多相关资料之后，发现这位卡玛女士经历相当特殊，其立场与地位亦极其可疑，她父母均为美国人，但她在北京出生长大，一直到二十一岁才离开中国，这期间她热衷参加红卫兵组织，积极响应文革号召，与中共领导人过从甚密，多次接见周恩来、张春桥，甚至照片八次登上《人民日报》，可想而知她是怎样一个红色贵族，产生对中共的同情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说了这么多，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天安门》不能算作信史了。
卡玛首先将柴某接受采访时的讲话经过剪裁，断章取义地给以了观众这样一种印象：柴说：“What we are actually hoping for is bloodshed’”，“Only when the square is awash with blood will the people of China open their eyes”，而她自己又说“我要求生，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结果她在屠杀当晚就通过一段在香港电视台播出的录音表示“我很安全”“已经去到了安全的地方”，这让观众以为柴将广场上的学生当做牺牲品，自己没流血反而先跑出国了。这里其实是一个重大的误解。事实上，根据《六四日记》叙述，柴跟封在镇压之后十个月内一直没离开中国大陆，后来才逃出中国，卡玛的记录与事实是不符的。另外柴的那些“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谈话就更是典型的断章取义了，他们是发生在与不同的记者的访谈，不同的谈话内容中，这种歪曲别人本意的办法跟中共如出一辙。
《八九民运史》作者陈小雅在为封的著作写推荐序的时候写到：“当柴玲••••••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时，第一，她是把自己包括在内的，第二，她所有学生、市民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根本就不相信会有‘断头、流血’的场面出现。”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比较可信，所以不能将柴玲说的“头可断，血可流”作为其逃过一劫的原罪。
此外，纪录片中，柴X还表示，广场上有学生在帐篷里熟睡的时候就被清场的坦克碾成了肉饼。紧接着，导演就借封从德之口说出“为什么我们需要用谎言去打击敌人？难道事实还不够有说服力吗？”明指前者说谎，倾向性十分严重。
片中另外一个角色可疑的人物就是自诩为“知识分子代表”的戴晴。Feng指出戴晴曾在中央军委总参三所搞情报翻译工作，而总参三所是中共军队专门搜集军事情报的机构。因此戴晴被怀疑为“国安部的特务”。另外不断强调他们知识分子被夹在“非理性的政府”与“非理性的学生”，借以强调自己的理性。急于表现自己的戴晴在其余知识分子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与政府达成协议，以十二学者的名义要求广场上学生撤离，其苛刻条件，自然得不到相应，事情败露后又将怨气发泄到学生身上，例如责怪他们不理性，又极力贬低某些学运领袖。例如，她在后来的诋毁柴玲时四处宣称要“审判柴玲”。
笔者不能保证卡玛的纪录片或是封从德的书哪个是真正的信史，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完全迥异的观点的攫取与了解，绝对有助于厘清事件真相，而非扰乱视听。单单听取某一方面的资料与结论——即使是更为可信的一方面——绝不是接近真相的途径。即使是看似互相矛盾的资料，就如封从德和卡玛的，却让我更全面的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从更广的角度考虑问题，塑造了对于六四事件具有了全新的视野。
另外再记载几则有意思的趣闻。封从德在89年1月的时候由他组织和几个好友在北京办起了托福班，用高薪聘请教授来教课，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其学费达到一半培训班的三倍，报名者仍然络绎不绝，可见其成功。而他们本人托福获得了633的高分，据说当年550能上美国好一点的大学，600能上顶尖大学，其实力可见一斑。他还开玩笑说，要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事，估计就不会有“新东方”了，现在就轮不到俞敏洪，而是他封某人混到这个地位了。
另外，他在那事发生之前，已经获得了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生全额奖学金，本来已经准备好出国了。若不是后来的原因，他现在可能在美国大学当他的学者教授，不曾想，后来发生的事竟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成为了全球瞩目的人物，也不知是好还是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