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残酷，抛弃幼稚——你还要再“反贪官，不反皇帝”吗？

毛泽东曾经认为，《水浒传》这本书“写得好就好在投降”。为什么呢？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失败就失败在犯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错误。毛这番话在当时是意有所指的。且不管毛在当时所谓的“贪官”是谁，“皇帝”是谁，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教训即使是现在同样存在意义，因为历史从来都是若干情节的重复上演而已。

其实，“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剧幕在今天又何其常见？

某种很有欺骗性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国的高层都是好的，只是下面那帮执行的人太坏。”而官方在不能避免百姓对下层官员的厌恶的情况下，倒也刻意引导一般民众抱持这种观点，但这就不免使大众陷入了一种“幼稚病”。我最初也同样犯有这种“幼稚病”，尤其是，看到温影帝胡影帝一会一个“大为震怒”，一会一个“砸电话”“流眼泪”的，我们这些单纯的小老百姓怎会不为之有些许的动容？

首先，我并不能判断“上面”与“下面”是否完全是沆瀣一气，但是鲁迅先生说过：“我向来是不忌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更何况是对于这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家（或曰政客？）呢？政客们的眼泪是万万信不得的，领导们的高姿态也是不敢消受的。当然，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在习惯了拆迁官员的冷酷态度与城管的暴力作为之后，面对一个满脸和蔼的像爷爷一般亲切的“上面”的官员对于我们的处境深表同情并留下了动情的泪水之后，谁都会有些束手无策的（这也许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形式）。这一方面是出于人性中的“善”，有人对于我们的处境表示同情，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对对方表示感激；但另一方面——也许我不能责怪他们有“幼稚病”，只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政治环境下残酷的现实——谁会有心机到揣测一个善意的老头是在做戏呢？

每每我指出某些领导是在“演戏”“作秀”时总会受到不少的驳斥，但是其理论在逻辑上经常站不住脚，往往依靠的是感性的认知。从感情上不肯承认政治人物的眼泪很有可能是作秀，这我完全可以表示理解与同情，一时无法接受这么残酷的政治现实，我都曾经有过。但如果任凭感情支配理性判断，这绝对会犯“幼稚病”的错误，尤其是面对政治这种诡谲的博弈之时。如果我说：“看台湾那些政客哪个一到选举时候不是泪眼涟涟的，完全是为了打悲情牌，骗同情骗选票”时，就会有人说“陈水扁马英九是什么东西？也配与我们伟大的总理比？”对于这种天朝爱国儿童，除了落荒而逃我还能做什么？

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在生活中往往面临各种各样不合理的现象，受到官僚特权阶层的欺压与盘剥却又有苦无处诉说，在这种郁闷压抑的情况下总会不由自主地寻找一些精神上的寄托（当然寄托不了给上帝或达赖喇嘛），新闻联播塑造的伟光正的领导人形象这时起作用了。虽然受点欺压，但毕竟还有“明主”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政权当然应该有信心！贪污腐败只是暂时的，领带核心又“科学”又“发展”的，好日子还能远吗？

但是，我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所谓的“上面”和“下面”，“贪官”和“皇帝”都是一丘之貉，中央装红脸，地方装黑脸，这完完全全都是编排好的戏码而已。即使是某一两位领导人或许心存善念，这也绝不能改变贪官和皇帝属于同一利益阶层的现实。很容易设想，假如“下面”贪污滥权，“上面”再不说点好听的，做做高姿态，这政权不要几天就垮掉了。更何况，拆你家房子，砸你的摊子，这种事当然没必要“上面”来亲自动手。法国的拉布吕耶尔说过：“即使是心地再善良的大人物身边，也总会有一些小人，去帮他做一些不能由正人君子来做的卑鄙的勾当”，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上面”、“皇帝”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就是整天充充好人，流流眼泪，“哀民生之多艰”，看到某地的人民还挣扎在贫困线上就指示一句“一定要解决温饱问题”，看到农民被拖欠工资就摸着农民工的手说“你的工资我一定帮你讨回来”之类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