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的杜小芳，极品的李潮

今天收到辅导员杜小芳的一封邮件，邮件内容用了一半的篇幅来拐弯抹角地教训我没礼貌，全文如下

邓XX你好：

来信已收悉
学院奖学金除大二年级按照上学期和下学期比较外，其他年级都按大学本学年和前一学年学业成绩进行比较，你大三学业为XX点多，大二学业为XX点多，在申请进步奖同学的排名中比较靠后，这个请你周知，另外作为一个大四学生，写信不知道基本的礼仪，也是我的责任，没有对07级同学进行基本的礼仪教育。希望我们以后共同改进。
祝好

杜小芳

读完这封信，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以前只听人说杜小芳极品，今天是真正亲眼见识到一回。语气貌似文雅，读上去更多地是在责怪自己，实际上则是阴阳怪气地教训别人。当然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除了邮件没有写“你好”“此致敬礼”之外，因为当初申请信我没有亲手交到辅导员，而是找人代交，于是最后加上一句：“究竟有没有收到我的申请？”语气似乎有点重。不过前提是我不知道这个邮箱是辅导员的，而是以为是专职收信件的学生，故有此疏忽。但是杜小芳这个极品我们也不是见识过一次两次了，之前别人也有过类似的不快经历，于是我如下回复：


第一，我不知道这邮箱是辅导员的。第二，想骂我直接骂，用不着拐弯抹角。

说起杜小芳，可真是没见过水平这么差的老师。平时说话皮笑肉不笑的样子就让人不舒服，说起话来语无伦次磕磕巴巴，而且总爱说一些十分刺耳的话，故而在班群上有人赐杜小芳芳名“杜大臭”。好吧，就算这是个人的风格，皮笑肉不笑也是生来如此，怨不得人。但是她的水平之差绝不仅限于此。

记得她曾经开过一门叫做文化遗产什么的课，一学期上下来浑然不知她讲过什么。原因何在？因为她简直把文化遗产课当成年级大会来上，在课堂上就训起话来。有时候又找什么学院新老师试讲（其内容跟文化遗产完全无关）。她自己也知道这样还是讲不满课时，于是又有妙招，每次一共两节课，第二节就用来做pre，只剩一节课用来东拉西扯（内容根本毫无逻辑，前言不搭后语）。一节课总能撑够时间吧？结果还是不行。以至于她自己就在课上坦承，由于自己身兼辅导员，平时比较忙，这门课就没时间做太多准备。卧了个槽，我们花一个学期就来听你语无伦次东一句西一句地凑出的毫无准备的玩意？要说胡莹之流主讲的马哲虽是狗屁不通，但我们至少还是见识到了狗的屁股长什么样子。杜小芳的这门课连个屁股都看不到。（说这么多不文雅的词，真是罪过）

记得文革的时候每次要批斗一个大反革命时总要拉上一些小反革命来“陪斗”，我今天也扯上一个极品英语老师李潮来“陪斗”，因为这两个人是我在大学见识过的水准最差，纯尸位素餐的所谓“老师”了（不禁让人怀念起高中时欢迎我们二十四小时给她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英语老师，真真有天壤之别）。比起极品，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亲自见过的最厚颜无耻的老师了，此君教大学英语，我有幸上了一年半他的课。发现他的课有一个规律，他讲课时，除了英语不讲，什么都讲，一会扯到“先进才要挨打”，一会扯到自己女儿出国，，一会又扯到国外大学奖学金多，总之天文地理讲了个遍，就是不讲课文。每次两节课就这么混过来了，到头来也不觉得害臊。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上课以后开始放介绍外国大学的节目（还是中文节目），每次放他个二三十分钟，第一节课就差不多要结束了。连咱班乖乖女小赵菁都说这是她见过的最烂老师，可见这绝非我一家之言。

上了一年实在顶不顺了，就选了一个别的老师。再过了一个学期，这李潮又开了一门BEC中级的英语课，我想这下有了指定教学内容，他总不至于东拉西扯了吧。然而我又大错特错了，还十分幸运地被选为助教。于是我接到了他的一个电话让我去q群上通知一点事情给全体同学。我说没有这样大的一个群，他在电话里十分做作地哈哈大笑了几声，说：“哈哈哈！笑死个人了，怎么会没有能加几百个人的群？我不管了，这事就交给你去办。”不负责的态度一览无余。到后来，我宁可被点名也懒得去上这水货的课，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在课上又十分虚伪的说：“非常感谢这位助教这一学期来对我工作的协助，虽然很难在课上看到你，哈哈哈。。。”最后还给我一封“推荐信”作为助教的证明表示感谢，还没下课我就撕了扔课室的垃圾桶里了，不是我多么爱憎分明，只是这破玩意有鬼用？

还有一次期末考要口语测试，不知道他装什么X，要每个人把自己曾经生活的省份城市都要注明，说会有当地的口音以便老师纠正。又加上一句：广州市也要写上是在什么区啊，白云区有白云区的口音，海珠区有海珠区的口音。这不是摆明扯淡么？最后口语考试每人只有三五句说话的机会，也没见老师有什么纠正学生“白云区口音”的行为。真是装X大神了。

他的装X事迹实在是不一而足，比如他喜欢用完粉笔之后“帅气地”扔到地板上，你以为你陈冠希啊。

我的格调真是越来越低了，尽写这种蛋疼的东西。以后会改。

简化汉字可休矣——也谈汉字是否应该恢复繁体

1955年10月《汉字简化方案》经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讨论通过以来，已经到了国家利用行政力量主导推行简化字的第五十四个年头。在这五十四年里，虽然有实施上的阻力，有简化汉字路途上的倒退，但在政府的大力推广于各种法律法规的限制之下，以“汉字简化”为中心的“文字改革”的的确确地使简化字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完全通用的规范用字。在“文字改革”之前中国人曾经使用了上千年的所谓“繁体字”只允许在特别情况下——如编写文字学的书籍、练习书法、出版古籍等情况下使用；其余情况下，繁体字则皆被视为不规范、不可使用的汉字。
曾经被中国人的老祖宗使用了上千年从来没有嫌麻烦的“正体字”（台湾人对繁体字的称呼，他们认为汉字本身并未变“繁”，从未经过简化的汉字才应算是正统）到了近几十年反而成为一种“不规范”用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悲哀。这一种矛盾绝非没有人注意到。2008年“两会”期间，郁钧剑、宋祖英、黄宏、关牧村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 。 或许是出于对于这些文艺界人士“狗拿耗子”地关心起文字改革问题的鄙薄，一年前在大众获悉了此一提案之时给与的是一面倒的哂笑与揶揄。而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来自天津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交“用十年时间恢复繁体字”的建议同样一石激起千层浪。纵观媒体的反馈，同样是反对的较支持的占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开呼吁“恢复繁体字”的人，理性思考是否应该“废除简体字”的人在数量上的增长越来越不容忽视。

首先来看看潘委员建议恢复繁体字的理由。据报道称，原因大致有三：
1 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比如“爱”字，繁体字里有个“心”，简化后，造成“无心之爱”。
2 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渐渐不存在。
3 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现在台湾依然用繁体字，并称其为“正体字”，深有意味，还要为“正体字”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给祖国大陆方面造成了压力。

笔者认为，也许是碍于篇幅，所有的媒体均以这三条理由概括潘委员的提案。仅仅凭借这三条理由，的确很难说服从小到大习惯了阅读与书写简体字并大受其利的新一代。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在接受官方攻势强大的主流宣传时，由于缺乏一种必要的独立思考与文化上的历史责任感，通常会不加思索地拒绝这一思路，这不免让人感到相当程度的遗憾。
追溯汉字简化的历史，可以发现汉字的简化肇始于1955年10月通过《汉字简化方案》。这一行为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于1951年12月下设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导下开展进行。不难明白，“汉字简化”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官方意志的。清楚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可以明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字改革”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政治环境中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潘委员所提到的“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与科学性”的现象。事实上，“爱”字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例而已。
所谓“太粗糙”极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义”字。“义”字的繁体写作“義”，这个字的上半部分的“羊”字在古代通假“祥”字，从而羊成了一种吉祥的象征。此部首还出现在“美”“羲”“羡”等字当中，无不代表美好的意思与感情。在汉字简化方案当中，“義”字取同音的“刈”的左边偏旁，并在这一大大的叉上面随意的加上一个点，就构成了“四维”之一的“义”字。这种造字法十分粗糙不说，且无半点美感，这对于讲究“六书”的汉字来讲，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么？
再说简化字“违背艺术与科学性”。以“雞”“歡”“艱”三个字为例。汉许慎《说文》：“雞，知時畜也，從隹，奚聲。”“歡，喜樂也，從欠，雚聲。”“艱，土難治也。从堇艮聲。”简化后分别对应的是“鸡”“欢”“艰”。三个字成了同样偏旁为“又”，于是使得这些字的构成十分费解，他们与汉字构成的“六书”中“形声”的原则产生了违背与矛盾。由此可以看出，之前很多所谓形声字的构字规则在汉字简化之后完全被打乱，所谓“科学性”随着这三个“又”字的替代而荡然无存。同样遭到“又”字殃及的还有“邓”“对”“汉”“仅”等等，不一而足。受类似噩运的汉字又何止这几个呢？恐怕会不胜枚举。
或曰，汉字从甲骨文到篆书到隶书到楷书一直在简化，这是历史进化与文化演变的大势所趋。重新使用繁体字不就成了历史与文化的倒退？要复古怎么不直接恢复到甲骨文呢？这是一些当前很有市场的论调。
从表面上来看，这种观点存在极大的合理性，实则不然。这种思路的产生只能说是一种“思维懒惰”的表现，真正了解汉字发展历史并竭力思索的人，恰恰容易得出不同于以上论调的结论来。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汉字的发展中存在着不少字是沿着“从繁到简”的方向变化的。然而，汉字笔画的减少仅仅是一种表象与次要因素，而绝非单纯唯一的目标。正如蔡禹僧在《重建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一文中指出：“书体的自然演化与人为地改变汉字结构是大不相同的。篆—隶—楷的书体演化是因书写工具变更而自然地进行的，而非如现代“文字改革”这般以行政指令方式生硬地改造汉字结构” 这段论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由甲骨文向楷书演变时其中蕴含的政治色彩要远远少于繁体向简体转变时所拥有的。文化主导的文字演化更注重书写的合理与文字的艺术性，而政治主导的“文字改革”由于掺杂了太多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情绪，仅仅是一味地追求书写速度，完全罔顾汉字构成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汉字简化俨然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滑铁卢。
很多人说：且不管其他，汉字简化至少在扫除文盲的作用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么先抛开汉字的文化意涵，仅将其作为交流工具来考察简化字是否这么必要。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一些学者如吴玉章、郭沫若等人的建议下，政府决议推行简化字。他们认为，繁体字笔画太多，外形复杂，既难认又难写，不利于汉字的普及；简化汉字以后，便于扫盲工作的展开。现在看来，上述观点未免太过于想当然，显然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所谓“难写”倒是诚如所言，即使是反感繁体字的人也不能否认简体字书写便利。然而，何来“难认”之说？经简化后的汉字字与字之间的外形变得更为相近，从而，不是减少，反而是增加了辨认的难度。最常征引的例子就是“没”和“设”两个字与繁体的“没”和“設”的相似度大大增加，这与学者们的初衷反呈背道而驰的状况。至于“减少文盲”之说就更显不堪一击，相比起仍然使用繁体字的香港台湾等地，中国大陆的识字率会更高吗？汉字普及不依靠提高教育水平反而靠改变汉字构造，缘木求鱼事小，造成文化的变异而得不偿失才真正事大。更有一些门外汉式的质疑诸如“如果用五笔输入法在电脑里输入繁体字岂不是会相当麻烦”就简直不值一驳了。
另外鲜为人知的是，除了我们现在通行的简体字之外，在1975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甚至拟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于是产生了所谓的“二简字”。这一批“二简字”可谓集天下荒唐之大观，“酒”字成了“氿”，“儒”字成了“

”，“停”字成了“仃”，“韭菜饺子”写成“九才交子”，简直惨不忍睹，集中暴露出了简化字的种种荒谬与不合理之处。任何看过这个二简字表的人恐怕都会哭笑不得。这些“二简字”在使用了十多年后，连官方都不得不承认其中的荒唐与错误，最后在1986年废除了“二简字”。然而即使到了现在，仍然可以发现“二简字”残留的余毒，农村标语的落款经常写成“镇政府”。汉字的简化已然成为一场灾难。
这场文字的变革不仅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往往又会反作用于政治现状，这就是潘委员所提出的第三点“利于两岸统一”“将汉字作为统战工具”这一原因的根据。文字的意义有时是远超过其本身，也超过了文化层面的。因为语言，尤其是文字，是凝聚民族向心力最强有力的工具，使用同一种文字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对本民族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湖南人和湖北人都会认为自己同属中华民族，同为炎黄子孙；法国与德国却鲜有人认为大家同属一个什么“欧罗巴族”。
繁体字与简体字的差异程度虽不可同德语与法语的差异相提并论，但在台湾岛上了某些“台独”份子已经认识到不同文字对于削弱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了。有人就开始在这方面做文章，譬如他们主张：既然大陆放弃了繁体字，那么台湾就将繁体字改名叫做“台文”，与大陆的简体字所代表的“中文”区分开来，同时再将繁体字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潘委员相比起某些反对者声称“台湾统一是大势所趋，用不着折腾什么恢复繁体”，或者“两岸问题是大国之间的博弈，改个繁体字有什么用？”，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而那些唱高调者往往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指望一改文字就实现两岸统一诚然是痴人说梦，但绝不能忽视它产生的微妙的影响力；那些一点少许的改变都不愿意做出，一点实际问题都不愿意解决却妄想着两岸自动统一的反对者就如同在造空中楼阁一般。
简体字的使用超过了半个世纪，中国大陆在这几十年内，使用简体字的印刷品的数量总和相信已经超过解放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所产生的所有繁体字的书籍的数量。所以，此时要想废除简体字，一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障碍与困难，但这也是中国人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作出这一决定需要领导人极大的魄力与勇气，克服这些困难也需要操作者的能力与耐心。简体字的推广过程极其简单，一九七三年，《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文章，指出“反对文字改革”就是“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这样吓人的大帽子下，简体字不消功夫就通行全国。然而今非昔比，繁体字的恢复无法，也不应通过这种粗暴的形式进行。只期望在繁体字恢复的必要性让公众予以充分了解之后，运用中国人民的智慧，来继续传承这本不应该中断的文化渊源。

作用可疑的"第四权"——对中国媒体地位的质疑

众所周知的是，媒体在西方国家被称为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其原因在媒体能起到监督政府与制衡权力的作用，往往能使得黑箱操作与政府滥权等法治社会所不容许的现象公之于众。所以美国前总统杰佛逊说：“宁可有自由的报纸而没有政府，也不能有政府而无自由的报纸。”

在中国有没有这“第四权”呢？（其实前三权都不完整）勉强算有，至少比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强多了。但我始终觉得，在中国大陆，舆论的地位相当可疑。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明星虚假代言的事情再一次将“利益熏心”的明星们置于风口浪尖之上，对于为假冒伪劣产品代言的明星的口诛笔伐一时之间甚嚣尘上。这当中，媒体的作用想必不小。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媒体所代表的“第四权”在发挥作用，其一，给为虚假产品代言过的明星一些谴责与舆论压力，其二，让消费者明白即使是大腕明星代言，产品的质量也未必能保证。但是，我还是想为这些明星们喊一喊冤。虽说代言人不能完全以不知情逃避责任，但是明星为商品代言的时候，的的确确存在着一种“信息不对称”。我为某商品代言受了一百万报酬，难道我要花二十万去请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检验三鹿的产品是否合格？或者放下工作去调查此公司是否存在“血汗工厂”的情况？按照某些媒体的逻辑，代言人们要为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负主要责任。这些媒体在有意无意地引导读者将怨气发泄到这些明星身上。这时候我就纳闷了，三聚氰胺不是质监部门该管的么？“血汗工厂”不是工会该去改善的么？怎么责任一股脑地推倒代言人的身上去了？

中国的媒体仿佛生来就是替政府摆脱责任的。三*lu毒奶粉事件中，媒体一会将责任扯到奶农身上，一会又扯到明星身上，最后实在遮不住了才正视政府的疏于监管（也许是中央下旨）。这种“第四权”简直是为执政者舐痈吮痔，还谈什么监督与制衡？这同时也验证了一句话：有选择的信息公开比信息不公开更坏。

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曾经设想出这样一个场景：在周期性举行的“仇恨”活动时间内，电幕（相当于电视）上反复播放着反革命分子张牙舞爪的丑陋嘴脸以激起人们对于敌人的仇恨。只要定期举行这种活动就能够保持住人民的忠诚与一致对外。而中国的媒体又何尝不是起着“电幕”的作用呢？

去年的反法情绪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媒体的煽动，什么LV、家乐福的股东支持达赖等消息突然就在某一时间点齐刷刷地由媒体“披露”出来。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就是西藏刚闹完3.14事件，圣火传递在巴黎受阻之时。我对于这种“抵制X国”的活动向来敬而远之，所以不太容易受这种煽动的影响。我感到好奇的是，这些法国企业支持达赖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怎么中国的媒体昨天没发现，明天没发现，偏偏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媒体全都发现了？到了后来，更捏造出“家*le福给中国国旗降半旗”的假新闻的闹剧来，这与奥威尔笔下极权主义国家对人民情绪的刻意煽动多么相似！

类似的事情不一而足，相信用不着我再一一举例。对于这种咄咄怪事，有一种最恶意的解释就是：也许德国英国美国都有支持达赖的企业或者其他“反华”行为，政府对于这些消息完全知情，但都暂时先藏着掖着，今天跟德国关系好，要“反法”了，就控制媒体抛出一些“法国支持藏独”的新闻；明天要“联法反英”了，媒体就先不理法国这茬，大肆渲染“抛鞋子”的新闻，正所谓“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是也。明白了这个道理，爱国儿童们就会发现，自己的爱国情操，反X情绪，其实被玩弄于媒体的股掌之间，完全沦为执政者的利用工具。

接受残酷，抛弃幼稚——你还要再“反贪官，不反皇帝”吗？

毛泽东曾经认为，《水浒传》这本书“写得好就好在投降”。为什么呢？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失败就失败在犯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错误。毛这番话在当时是意有所指的。且不管毛在当时所谓的“贪官”是谁，“皇帝”是谁，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教训即使是现在同样存在意义，因为历史从来都是若干情节的重复上演而已。

其实，“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剧幕在今天又何其常见？

某种很有欺骗性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国的高层都是好的，只是下面那帮执行的人太坏。”而官方在不能避免百姓对下层官员的厌恶的情况下，倒也刻意引导一般民众抱持这种观点，但这就不免使大众陷入了一种“幼稚病”。我最初也同样犯有这种“幼稚病”，尤其是，看到温影帝胡影帝一会一个“大为震怒”，一会一个“砸电话”“流眼泪”的，我们这些单纯的小老百姓怎会不为之有些许的动容？

首先，我并不能判断“上面”与“下面”是否完全是沆瀣一气，但是鲁迅先生说过：“我向来是不忌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更何况是对于这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家（或曰政客？）呢？政客们的眼泪是万万信不得的，领导们的高姿态也是不敢消受的。当然，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在习惯了拆迁官员的冷酷态度与城管的暴力作为之后，面对一个满脸和蔼的像爷爷一般亲切的“上面”的官员对于我们的处境深表同情并留下了动情的泪水之后，谁都会有些束手无策的（这也许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形式）。这一方面是出于人性中的“善”，有人对于我们的处境表示同情，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对对方表示感激；但另一方面——也许我不能责怪他们有“幼稚病”，只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政治环境下残酷的现实——谁会有心机到揣测一个善意的老头是在做戏呢？

每每我指出某些领导是在“演戏”“作秀”时总会受到不少的驳斥，但是其理论在逻辑上经常站不住脚，往往依靠的是感性的认知。从感情上不肯承认政治人物的眼泪很有可能是作秀，这我完全可以表示理解与同情，一时无法接受这么残酷的政治现实，我都曾经有过。但如果任凭感情支配理性判断，这绝对会犯“幼稚病”的错误，尤其是面对政治这种诡谲的博弈之时。如果我说：“看台湾那些政客哪个一到选举时候不是泪眼涟涟的，完全是为了打悲情牌，骗同情骗选票”时，就会有人说“陈水扁马英九是什么东西？也配与我们伟大的总理比？”对于这种天朝爱国儿童，除了落荒而逃我还能做什么？

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在生活中往往面临各种各样不合理的现象，受到官僚特权阶层的欺压与盘剥却又有苦无处诉说，在这种郁闷压抑的情况下总会不由自主地寻找一些精神上的寄托（当然寄托不了给上帝或达赖喇嘛），新闻联播塑造的伟光正的领导人形象这时起作用了。虽然受点欺压，但毕竟还有“明主”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政权当然应该有信心！贪污腐败只是暂时的，领带核心又“科学”又“发展”的，好日子还能远吗？

但是，我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所谓的“上面”和“下面”，“贪官”和“皇帝”都是一丘之貉，中央装红脸，地方装黑脸，这完完全全都是编排好的戏码而已。即使是某一两位领导人或许心存善念，这也绝不能改变贪官和皇帝属于同一利益阶层的现实。很容易设想，假如“下面”贪污滥权，“上面”再不说点好听的，做做高姿态，这政权不要几天就垮掉了。更何况，拆你家房子，砸你的摊子，这种事当然没必要“上面”来亲自动手。法国的拉布吕耶尔说过：“即使是心地再善良的大人物身边，也总会有一些小人，去帮他做一些不能由正人君子来做的卑鄙的勾当”，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上面”、“皇帝”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就是整天充充好人，流流眼泪，“哀民生之多艰”，看到某地的人民还挣扎在贫困线上就指示一句“一定要解决温饱问题”，看到农民被拖欠工资就摸着农民工的手说“你的工资我一定帮你讨回来”之类的了吧。

《六四日记》和《天安门》

今天花了半天时间将我手头上这本刚刚买到的封从德在今年出版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A Tiananmen Journal)》读了一半，不得不承认他提供了许多极其珍贵的史料，着实是一本值得读的书。其实本身对这种流亡海外的的过气民运人士的回忆并不感冒，再加上此书封面亦较为简陋，本来没准备买，因为我认为书籍装帧的精美程度与内容的可读性绝对不无关系。然而在看到余英时教授为此书作序推荐，并声称“这部《日记》确是关于六四运动的最可信、同时也最详尽的一部记载”之后，我觉得此书应该值得一看。
这本书让我对于六四事件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这里禁不住想写出来为大家提供一些新思路与新观点，我相信很多人同我一样在试图了解这一事件的过程中，碍于资料有限，会有着同样的对于事件以及个中人物的曲解与误会，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这本书又不同于我之前看过的其他资料，诸如纪录片《The Tank Man》《Kate Adie Returns To Tiananmen Square》，或是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史景迁的《寻找现代中国》，他们或是从宏观的，大历史的角度去叙述，或是从上层建筑的，形而上的角度去讨论，唯独缺乏发生在事件现场的第一手资料，此书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大陆，乃至世界，卡玛（Carma Hinton）女士制作的《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是影响力最大，观看人数最多的关于六四事件的纪录片。其片长长达三个多小时，叙述也十分详尽，但其实称不上“翔实”。很多人，包括在拥有充分信息自由的香港的不少人，都将这一纪录片当做记录的这一事件的信史来对待，从港大被罢免学生会主席陈一谔的叙述中不难得出这一结论。我最初也因为没有其他更多一手资料，亦被迫将我对事件的认识仅仅以这部纪录片为蓝本。
在看过《天安门》的人中，想必有不少人看过卡玛女士的另一部知名纪录片《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这是一部讲述文革历史的片子。在这一部片子当中，不禁让人对卡玛女士的立场产生不小的怀疑。片中一方面对文革中毫无人性的运动、斗争做了揭露，另一方面却为造反派、红卫兵作辩解，找出几位红色子弟、红卫兵对自己的认识与行为以及自己遭受的委屈打圆场。这些人将自己的野蛮毫无人性的行为全部解释为自身认识的局限，因此让这部纪录片成了为左派洗刷罪恶的工具。
再来反观《天安门》这部片子，其实能发现这部片子中存在同样的特点。先是佯装中立，描述政府如何残暴荒谬，但另一方面不忘提醒观众，学生如何如何“不理性”，甚至丑化某些学生领袖到达一个极其过分的程度，以至于这位学生领袖后来起诉纪录片的导演。我看到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包括同情六四者）将某柴姓学生领袖贬低成“逃跑领袖”或是“人渣”的，这种观点甚是普遍。这些人对于柴本人的了解应该仅仅限于这部纪录片。
在我查阅了更多相关资料之后，发现这位卡玛女士经历相当特殊，其立场与地位亦极其可疑，她父母均为美国人，但她在北京出生长大，一直到二十一岁才离开中国，这期间她热衷参加红卫兵组织，积极响应文革号召，与中共领导人过从甚密，多次接见周恩来、张春桥，甚至照片八次登上《人民日报》，可想而知她是怎样一个红色贵族，产生对中共的同情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说了这么多，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天安门》不能算作信史了。
卡玛首先将柴某接受采访时的讲话经过剪裁，断章取义地给以了观众这样一种印象：柴说：“What we are actually hoping for is bloodshed’”，“Only when the square is awash with blood will the people of China open their eyes”，而她自己又说“我要求生，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结果她在屠杀当晚就通过一段在香港电视台播出的录音表示“我很安全”“已经去到了安全的地方”，这让观众以为柴将广场上的学生当做牺牲品，自己没流血反而先跑出国了。这里其实是一个重大的误解。事实上，根据《六四日记》叙述，柴跟封在镇压之后十个月内一直没离开中国大陆，后来才逃出中国，卡玛的记录与事实是不符的。另外柴的那些“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谈话就更是典型的断章取义了，他们是发生在与不同的记者的访谈，不同的谈话内容中，这种歪曲别人本意的办法跟中共如出一辙。
《八九民运史》作者陈小雅在为封的著作写推荐序的时候写到：“当柴玲••••••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时，第一，她是把自己包括在内的，第二，她所有学生、市民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根本就不相信会有‘断头、流血’的场面出现。”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比较可信，所以不能将柴玲说的“头可断，血可流”作为其逃过一劫的原罪。
此外，纪录片中，柴X还表示，广场上有学生在帐篷里熟睡的时候就被清场的坦克碾成了肉饼。紧接着，导演就借封从德之口说出“为什么我们需要用谎言去打击敌人？难道事实还不够有说服力吗？”明指前者说谎，倾向性十分严重。
片中另外一个角色可疑的人物就是自诩为“知识分子代表”的戴晴。Feng指出戴晴曾在中央军委总参三所搞情报翻译工作，而总参三所是中共军队专门搜集军事情报的机构。因此戴晴被怀疑为“国安部的特务”。另外不断强调他们知识分子被夹在“非理性的政府”与“非理性的学生”，借以强调自己的理性。急于表现自己的戴晴在其余知识分子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与政府达成协议，以十二学者的名义要求广场上学生撤离，其苛刻条件，自然得不到相应，事情败露后又将怨气发泄到学生身上，例如责怪他们不理性，又极力贬低某些学运领袖。例如，她在后来的诋毁柴玲时四处宣称要“审判柴玲”。
笔者不能保证卡玛的纪录片或是封从德的书哪个是真正的信史，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完全迥异的观点的攫取与了解，绝对有助于厘清事件真相，而非扰乱视听。单单听取某一方面的资料与结论——即使是更为可信的一方面——绝不是接近真相的途径。即使是看似互相矛盾的资料，就如封从德和卡玛的，却让我更全面的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从更广的角度考虑问题，塑造了对于六四事件具有了全新的视野。
另外再记载几则有意思的趣闻。封从德在89年1月的时候由他组织和几个好友在北京办起了托福班，用高薪聘请教授来教课，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其学费达到一半培训班的三倍，报名者仍然络绎不绝，可见其成功。而他们本人托福获得了633的高分，据说当年550能上美国好一点的大学，600能上顶尖大学，其实力可见一斑。他还开玩笑说，要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事，估计就不会有“新东方”了，现在就轮不到俞敏洪，而是他封某人混到这个地位了。
另外，他在那事发生之前，已经获得了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生全额奖学金，本来已经准备好出国了。若不是后来的原因，他现在可能在美国大学当他的学者教授，不曾想，后来发生的事竟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成为了全球瞩目的人物，也不知是好还是坏。

我的马哲的挂科及其他

我不是没挂科过，只是这次马哲的挂科让人格外愤怒，气到想暴打那弱智老师一顿。大学老师里尸位素餐者众矣，然而都好歹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传授不了什么真知灼见，也不至于在分数上刁难学生。这次这个教育学院主的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名叫胡莹的所谓“讲师”不愧为共产党的忠实党徒与优秀家奴，将对于学术的凌辱发挥到极致，我只不过在试卷上说了一点没有违背良心的话，就被他给了一个倒数第二的58分的成绩。要知道，我上学期同样是充斥着胡言乱语的“毛邓三”课程一共去过两次，被点名无数次，期末同样是没按课本答，虽然得了个年级倒数第一，好歹也有70分。那位老师就属于会做人的，知道这种误导学生的课程切莫较真，应付了事就算万事大吉。

索尔仁尼琴说：“瓦解极权主义的最好途径就是坚持不说谎话。”这下可好，极权主义没瓦解，却先瓦解了自己，大二挂科让自己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但我仍旧只是愤恨，而并不悔恨。说出实话并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其实愤恨也多余，在对于真知灼见的追求上，自己并没有退步什么，损失什么，唯一损失的就是平均分。

余杰在他的著作《天安门之子》的序中表示，对于中国那些那些“秘密警察”，极权政府的帮凶刽子手们，他只是怜悯，却并不怨恨。然而对于这位胡莹老师，我虽然可怜她，却没有理由不怨恨她。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在大学为人师表的老师，竟然食古不化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诧异。我当然不是指她给我不及格分数的事情。此人平时上课时就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幼稚与弱智，一副天真的对共产主义的憧憬状，当然这正是左派接班人最需要的条件。一个新一代的成年人居然愚蠢到相信共产主义学说已属不易，却竟瓦釜雷鸣般立于大学讲堂之上传道授业，无怪乎有人感叹中国无真正大学，因为没有几个合格的大师能撑起大学精神。

说到这里，我不免又要对马克思的谬论略作评论。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这一命题既然无法证伪，则何以称之“科学”？人类社会不知还有几千几万年，这么早就预测到那么遥远的事也太科幻了，不如让马克思“科学”地预测一下宇宙的最高阶段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号称自己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可其实他自己的理论在他在世时都未曾实现，而到现在社会主义已经苟延残喘行将就木了，科学体现在了哪里？中共喜欢说一句话，叫作“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如何如何”，这不过是他的意淫罢了。真正的事实是，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共产主义之路是条走不通的思路。历史事实难道还需要我一一列举吗？

遇罗克因为发行了一份反对“出身论”的私人报纸而被枪毙，林昭因为在自己日记里写了几十万字的控诉中共法西斯暴行的文字而被虐杀，张志新因为写了几封反思文革的汇报信而被刺穿喉咙后枪毙...相比起他们，活在现在这个年代的我已经得到很好的待遇了。再过几天是党国60岁生日，然而也正是“60”这个数字卡住了我，区区两分的差距，让我不得不感叹，在当今这个社会，回归犬儒才是苟活的最好出路了吧。